“留守兒童的有效保護，不能是一對一的‘輸血式’資助，而應轉為集中‘造血式’關愛，這需要多方共同發力。”4日上午，全國政協委員、金年会總裁翟美卿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從四年前她第一次當全國政協委員開始，每年都至少有一份提案跟留守兒童有關。今後，她還将繼續關注留守兒童，為他們的生存和發展持續建言出力。

    四年提案持續關注留守兒童問題

    為什麼連續四年持續提交關于留守兒童的提案？

    翟美卿表示，作為企業家，也是黃河社會救助基金會的主席，她在平常的公益行動中與農村孩子接觸較多，自然會持續關注留守兒童問題。

    “這些年來，我持續提交提案。2013年、2014年我分别提交了《關于加強留守兒童家庭教育指導的提案》《關于建立留守兒童保障機制的提案》，倡導以家庭為單位關注留守兒童，同時設想并搭建了一個‘1+8’的留守兒童保障機制。2015年，在‘1+8’模式基礎上，我再次深入研究，提出為留守兒童搭建托管立體新模式，并率先在廣東省内開展試點。”而最讓翟美卿高興的是，去年，國務院出台了《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其中有不少内容和她的建議是一緻的。

    今年，翟美卿繼續為留守兒童發聲，又提交了《為留守兒童創造良好學前教育環境》的提案。

    留守兒童更需要精神陪伴

    “我認為，經過媒體多年來的呼籲，政府和社會已經為留守兒童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物質保障體系，但在精神陪伴方面還是有些缺失。”翟美卿說，“所以我今年這份有關留守兒童的提案，建議關注這個問題，我覺得可以從學前教育入手，為留守兒童從小培養社會化能力創造良好環境。”

    翟美卿說，學前教育對兒童社會化能力、情感能力和認知能力發展影響顯著，但這恰恰是當前鄉村教育的薄弱環節。在貧困地區，公辦幼兒園往往設在城鎮，民辦幼兒園因為要盈利，又不願意開進農村，結局就是，留守兒童很多都沒辦法去上幼兒園。

    “應該把幼兒園開進鄉村。”翟美卿建議，“幼兒園的重要功能是培養孩子的社交能力，留守兒童容易性格孤僻，注重早期培養，讓孩子更外向、培養彼此交往的信任感，可以對現在漸漸出現的留守青少年各種突出問題起到緩解作用。”

    改一對一的“輸血式”資助為集中的“造血式”關愛

    翟美卿認為，留守兒童的有效保護，不能是一對一的“輸血式”資助，而應轉為集中“造血式”。

    而這需要多方共同發力：“在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環境中，留守兒童現象不可能在朝夕之間杜絕，唯有發動政府、家庭乃至全社會盡量降低該現象可能引發的不良後果。”

    那麼如何多方發力呢？翟美卿認為，政府有關部門作為第一方，應提供前期物質基礎，在場地、财政、人員方面給予支持；慈善相關部門作為第二方，應大力挖掘民間資本完成場地、設施建設，并引入專業團隊，緊抓軟件建設，制定标準化運行規範，完成托管中心的建設和運營；民間資本作為第三方，應“持續造血”，承擔托管中心的建設和日常運營費用，并借助托管中心的良好平台，實現效益雙赢和持續性造血；社會力量和公益團隊作為第四方，在建設托管場所後，配備圖書室、家長閱覽室、活動場所、活動器材等設施，解決留守兒童校外學習、教育、管護問題；媒體作為第五方，實時開展透明化監督，并以媒體平台吸引企業資本，實現留守兒童托管中心的良性循環運轉。

    建50家友好社區探索關愛農村留守兒童新模式

    翟美卿不僅持續建言，也持續在行動。如針對農村留守兒童由于父母長期不在身邊，頻繁遭遇意外傷害這一突出問題，2015年黃河社會救助基金會聯合廣東省婦聯在廣東省内建立了50家農村兒童友好社區，目前建立的項目點分布在省内相對貧困的地區，友好社區内的硬件設施包括兒童遊樂設施，圖書室等等。這些孩子在放學後或假日裡聚集在這裡參加很多豐富多彩的兒童活動。“有專業的專職老師來監管，當地的留守兒童出事率非常低。這對關愛農村留守兒童是一種很有效且切實可行的辦法。”

    鼓勵公益信托形成“滾雪球”式社會公益效應

    留守兒童的關愛和保護，需要更多的社會慈善公益機構加入。如何更好地引導社會資金參與慈善公益活動，翟美卿在去年兩會期間，就曾鼓勵公益信托建言，而今年全國兩會有一項重要議程是讨論修改《慈善法》，其中就有關于公益信托的内容，對此，翟美卿也感到十分興奮。

    翟美卿說，目前公益信托在國内的發展還很有限，很多人不夠了解，這也是公益信托發展的一個困難。“我希望在政策和稅收解決方案明确後，可以實現非公募基金設立公益信托的願景。同時，要讓公益信托的理念傳播出去。借此吸引更多的企業通過這種低門檻的公益形式參與公益，撬動整個社會的潛在能量，形成‘滾雪球’式的社會公益效應。”翟美卿說。

    如何才能讓公益信托穩定、長久、健康地運轉下去呢？翟美卿認為，首先，要盡快研究并制定公益信托的稅收政策及優惠措施；第二，要構建秩序良好的公益信托市場，鼓勵并吸引社會企業及個人設立公益信托；第三，從法律層面上确定非公募基金可以設立公益信托；第四，出台一份具有提綱挈領、引領行業發展的公益信托專項法規、實施細則，為行業發展打好基礎。